温州讨债公司通过“专家调解+法律赋能”模式，成功化解一起涉及千万元保费的保险纠纷

近日，温州讨债公司通过“专家调解+法律赋能”模式，成功化解一起涉及千万元保费的保险纠纷。此案不仅展现了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实践价值，也为律师行业参与复杂争议解决提供了创新视角。德恒广州办公室高级合伙人何伟律师对本案进行深度解析，探讨法律专业力量在调解中的关键作用。

案件背景：

千万保单陷僵局，释法说理系关键

2024年初，某人寿保险公司客户因对其名下的两份总保费达1000万元的年金险保单条款存有异议，向保险公司提出全额退保诉求。本案争议核心聚焦于以下两点：

1. 关于保单条款解释的冲突：投保客户对“保险产品现金价值的计算”以及“保单功能延续”等条款的理解与保险公司存在偏差；

2. 关于履约责任界定的异议：保险公司主张产品合规性，但投保客户更侧重于实际需求变化下的权益保护。

针对全额退保诉求，保险公司与投保客户多次进行协商，并就案涉保险产品的设计进行沟通，但双方均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纠纷的处理一度陷入僵局。

调解破局三重奏：法律与调解的协同智慧

面对纠纷处理困境，何伟律师担任广东正和消保中心的专家调解员，深入了解争议双方的利益诉求，并建议对本案争议采取“三步走”策略，综合体现了法律专业性与调解灵活性：

1. 溯源条款：

梳理法律关系，合理界定权责范围

何伟律师积极联动保险公司法务和客服人员，逐条比对保单条款，梳理保单现金价值明细，依据《人身保险公司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管理办法》及《人身保险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保险产品现金价值披露的规定，向保险公司及投保客户说明各方权责关系，并依据案涉保险条款的约定内容，明确全额退保对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影响及法律后果。

需要提示的是，保险条款的“显性合规”不等于“实质公平”。司法实务中，保险争议纠纷案件常涉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如实告知义务”、第三十条“格式条款解释规则”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格式条款提示说明法定义务”等内容的讨论与认定，而要厘清保险合同的履约过程、明确投保双方的权责边界，则需结合具体案件事实对提示说明义务及告知事项进行精细化的法律分析。

2. 方案创新：

以法律工具重构利益平衡

基于保险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内容，针对投保人的短期资金需求，何伟律师协调双方达成“保单贷款+服务升级”的组合方案。即，运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六十七条借款合同规则，锁定低于市场利率的融资成本，同时增补高端医疗服务条款，实现对投保人保障内容的升级。

综上，在调解实务过程中，争议纠纷的处理实则可借鉴“非诉重组”的思维，通过权利义务重构及平衡达成共赢局面。

3. 信任重建：

法律理性与人文关怀的双向赋能

调解尾声，何伟律师以“家庭风险防御”为切入点，援引司法实践案例，向本案投保人详细阐述了以保险产品为长期保障的法律价值及对资产安全的重要作用，并促使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达成友好共识。

最终，经三轮现场调解，投保客户同意撤回退保诉求，选择保留保单并启用保单借款服务，争议双方的利益均得到最大化地实现。

行业启示：律师在多元解纷中的角色升维

本案中，何伟律师作为调解员与投保客户、保险公司的深度交流，为金融机构与调解组织协同化解纠纷提供了范本，推动了行业优化服务流程，也为律师参与调解实务应发挥的作用带来了三重思考：

1.规则衔接者：律师参与调解斡旋金融保险争议的过程中，需灵活运用民法典、保险法及金融监管的相关规定，打通适用壁垒；

2.方案协调者：将诉讼策略转化为调解场景下的可行性方案，尽可能地降低利益各方不必要的损失，免于讼累；

3.风险预见者：通过合规体检帮助金融机构前置优化条款设计。

广东正和消保中心此案的成功实践，印证了“法律专业力+调解创新力”在重大金融争议中的破局价值。德恒广州将持续深化与调解组织的战略合作，以“法律赋能调解”的新模式，助力构建更高效的金融法治生态。